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动人之处，不在某一封信，而在“写—送—收”所构成的传递链。情书一旦写出、送出、被接住，就不再只是私人思念，而成为情感与责任的交接。木生死在南洋，十八年里家里仍收到他的信、钱和平安，因为另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替他接住了这条线。可见，传递未必依赖传递者在场，却一定依赖有人接住。
情书之所以能串联所有角色，在于它既是私人的，又是公共的。写作者把个人思念落于纸上，这是“小美”的起点；信被送出后，便脱离写作者之手，进入更广阔的流通领域。送信人、收信人乃至后来读到信的人，都参与了这场传递。侨批历史更说明，“流通”从来不是比喻：批局、批脚、渡海、中转、分派，一封家书抵达前，早已经过许多陌生人的手。原本属于两个人的“小美”，在传递中获得了公共性，扩展为可共享、可延续的“大美”。
木生报平安，看似只是传递“我还活着”，其实是在传播真善美。在不确定的时代，平安讯息本身就是“真”，对抗谣言与恐慌；也是“善”，给家人以慰藉；更是“美”，以最朴素的方式维系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联结。木生未必意识到自己在传播什么，他只是把挣来的钱几乎全寄回家，救过人，办过华文班。正是这种日常、重复、不经意的“应该”，构成了真善美最坚实的土壤。
但“小美”向“大美”的转化，并非自动完成。它需要载体。 情书、侨批、日记，甚至一条短信，都是情感得以“固化”的条件。1927年，一位印尼潮汕人寄回一封侨批，信纸正中只写一个“難”字，旁附四句诗。一个字、一首诗，就是他所能说出的全部。它之所以能被今天的我们看到，不是因为痛苦特别深，而是因为它成了纸上的字，成了可保存、可传递、可重读的东西。真善美的传播，不能只依赖人心记忆，还需要物质支撑。
然而，载体只解决“物”的问题；物要穿过重洋，还得靠规矩。福成批局房门贴着“见利思义”“知过必改”，写批洪有“四不写”，林庆熙将其概括为：一件也不能缺，一分也不能少，一天也不能慢。
这套体系能运转一个半世纪，不是因为它赌每个经手人都品德高尚，而是因为它把诚信做成了规矩。感动是偶然的，规矩是可预期的。 木生的善意能如期抵达，靠的正是无数不知名者维持的规矩。
而谢南枝的十八年，恰是规矩之外的那一段。木生死后，按常理这条线本可结束；她却烧掉讣告，以木生名义写信、寄钱、报平安。她写“吾妻淑柔”，用木生的称呼，字里却渐渐渗出自己的温度；台风退信，她也不辩白。她承担了署名者的全部义务，却不主张署名者的任何权利。 骗局的目的是占有，她的目的是交还。制度接力靠规矩，规矩之外的接力只能靠人格。
今天，技术让“到达”变得容易，却从未回答“承接”。钱可一键到账，话可一句即达，但若无人发出那条消息，对方仍一无所有。技术可以淘汰载体，不能淘汰义务。 从前你不动，总有人替你跑腿；现在你不发，对方就什么都没有收到。
因此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令人感动的，是传递本身。木生播种，南枝续写，无数批脚、写批人和收信人共同参与。真善美不是某个人的伟大，而是一群平凡人，在传递中变成了不朽。 只要有人写、有人送、有人收，水就会从一颗心流向另一颗心，最终汇成一片海。